加配网复旦学子二访石亭村，一场05后与50后的面面相觑……

横山陈碧，水田漠漠。复旦学子，二访石亭。

2026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追随大师，暑期望道”石亭调查团队再次来到石亭村。

云雾缭绕的石亭村（无人机拼接照片，7月8日摄）

复旦的这群年轻人以费孝通不朽名著《江村经济》为参照，将石亭这一有400余户人家的徽州小村当作观察中国乡村的样本，拟用连续数年的入户调查，记录和回望中国乡村的变迁。这是他们来到石亭的第二年，古村静默在皖南烟雨里，一如初见模样。

不料，调研第一天，师生们的心灵便遭受了时间无情的暴击：去年与学生们侃侃而谈、在报道中活色生香的“鸭大伯”和老支书，竟已相继作古。在村委会潮湿闷热的调解室里，当石亭村党总支书记钱龙说起“他不在了”四个字时，原本流动脑际的诗情画意，瞬时凝成庄重的紧迫感。张思源回忆起去年在“鸭大伯”家与对谈的情形，“真想不到，去年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好……万幸，我们给他拍下了照片”，她感叹，“也许，这是这些农村老人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记录。”

7月5日，参加石亭调查的师生和石亭村党总支书记钱龙（左二）李氏祠堂交流

逝者如斯。这种无常，让一行二十余人的团队真切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意义何在：一群年轻人每年来到这个小村，走进耕者田，敲开农家门，用脚力与眼力抢捞代际更迭中沉浮的证物证言，用脑力和笔力摹画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乡村的真实面貌。

7月6日，参加石亭调查的师生走进石亭村准备入户调查

交流，在理论的失重中落地：

从“面面相觑”到进入“真正的田野”

出发前，团队做了充足的准备——研读上期入户调查的资料、请来复旦大学专研徽学的教授为同学们“开小灶”……然而，即使装备好了一肚子纸上得来的知识，同学们还是很快遭遇了方言、代沟等道道天堑的横阻——

“我们全家都在‘红酒’做。”2006年出生的刘苏乐，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面对70岁村民的皖普，她即使竖直了耳朵听，也还是要连蒙带猜，“红酒？是哪里的红酒厂吗？”“不是！‘红酒’嘛，浙江‘红酒’嘛。”即使村民努力地连说带笔划，苏乐最终还是在带队老师的提示下，才听明白“杭州”二字。

当1938年出生的吴松富老人，坐在传自清代的祖宅堂屋中，与2007年出生的陈希畅聊起年轻时在湖州当通讯兵的经历时，同为湖州人的希畅惊喜非常。本以为能就此打开谈话局面的她很快便失望地察觉：七十岁的年龄差，意味着她与吴爷爷之间隔了太多时代变换的尘嚣。除了“九八医院”一个旧地名外，二人便再无可供交换的记忆和经验。

7月10日，业界导师韩雨亭（中）和学生周好雨（左）、陈希畅在访问村民汪来财

调研之初，几乎每位同学都经历过这样几个与村民面面相觑、对坐无言的尴尬时刻。

“可能是做学生的‘惯性’吧，比起在对话中捕捉信息，更习惯问完一个问题，等着对面滔滔不绝地讲。一卡壳就想依赖问卷，结果，越依赖越卡壳。”本科三年级的王沫恒这样反思自己“最尴尬”的一次入户经历，“不然我也不会在明知朱爷爷是‘五保户’的前提下，一时情急问出‘老伴身体怎么样’这样的问题了。”带队老师王迪则观察到这样一个细节：头一两次入户，同学们总是在聊完天告辞时，才把准备好的小礼物拿给老人，“这其实是很‘商务’或者说‘不接地气’的行为方式——正事聊完、递上一份伴手礼，感谢占用对方的时间。在这儿，顺序得倒过来，一进门就把带的东西给人家递上去，像过年走亲戚一样。”在老师的提醒下，同学们尝试在见面时便递出那只印着复旦校名的保温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真的感觉给了小礼物以后，我们和村民都放松很多。”

7月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王沫恒（右）、江蕴琪（左）在访问村民刘丽珍

“在那些特别尴尬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失重感，像灵魂出窍一样。”同学们在交谈时提起这样一种“奇妙”的感受。在心理学上，这种状态被命名为“解离”，可以通过深呼吸、触摸周围不同质感的物品、仔细聆听并分辨身边的3种不同声音等方法缓解，这套抒解方法被命名为“接地技术”，即与真实世界重建链接。这与大学生们化解实践中的尴尬感的方式异曲同工——

当同学们试着扔掉问卷上那些抽象的名词和笼统的概述，用“今年茶叶卖得怎么样”“村里的路好不好走”代替“您对某项助农政策怎么看”“您觉得村子里基础设施建设如何”时，老人们变得热情又健谈起来；当同学们抛开白纸黑字固定下来的提问顺序和逻辑，而是从对话中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话口”时，一句“化肥又涨价了”的抱怨，便可能牵出一家人的土地流转情况、家庭收支结构；当同学们从椅子上站起来、从屋子里走出来，来到田间地头时，“种了几亩地”“地里有些啥”之类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答案，毕竟和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在农田里聊农作物，简直像呼吸吐纳一样自然。

“让问题从这些对话里长出来，比从问卷上拽出来要省力得多。”王沫恒用两个动词，对比出了自己的进步。刘苏乐也有同感，她发现，如果某一次入户时，自己脑子里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调研”两个字，那就一定能收获大量信息。

“田野调查嘛，最好每个人都下田干活，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农村。”项目负责人李泓冰老师对同学们的发现和转变深以为然。

7月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李泓冰（右）在边上观察学生王沫恒（右二）、江蕴琪（左一）访问村民刘丽珍

在时代尘嚣中摹画个人命运：

物与记忆的互证

“每个同学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着。”带队老师李天扬常常这样夸奖大家，认为同学们的问题意识、观察水平、谈话技巧和提炼关键信息的能力在不间断地走家串户中得到了大幅提升。

7月10日，业界导师李天扬（右）和学生们在访问村民韩青

开始时经常“既接不上话，也不知道该问啥”的孔陈杰，在老师的引导下听完近十个村民的人生故事，总结出一个很实用的经验——生于同个年代的人总会有些相似的经历：比如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一定对人民公社和三年自然灾害有深刻印象；跟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提“文革”、大包干，大概率会打开他们的话匣子。“我遇到一个40年代出生的奶奶，很自然地就问了她‘1959年是不是饿肚子了’，结果她说没有，她那段时间刚生完孩子，还去了浙江安吉旅游。追问之下我们才知道她丈夫在粮站工作、公公在安吉做生意，当时的家境是很富有的。”

但当孔陈杰在每日入户完成后的例行交流中，讲起这个故事，却引起了老师们的质疑：1959年还有人做生意吗？集体经济时期怎么还会有这种小生产存在呢？面对这样的提问，陈杰无法给出答案。

7月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李泓冰（右一）和学生在丁兆珍家访问，翻看老照片

“很多老年人的记忆是有偏差的，倒不是故意胡说，他们大概都不知道自己记混了。”李泓冰和大家分析这个故事的“可疑之处”，认为有些细节显然跟时代大背景是矛盾的，她嘱咐同学们，在“听”的时候也要时刻注意把个人经验回扣进大时代，保持对历史事实的敏锐判断力。带队老师吴琳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辅助判断方法：“不要不好意思，多问他们要‘物证’。”

7月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李泓冰（右一）和学生王沫恒（左五）、江蕴琪（左三）在村民朱国安（左四）、丁兆珍（左一）夫妇家访问

回忆会模糊，但老物件历久仍故。当周好雨在余大叔一尘不染的现代化住宅中看到那台保存细致但仍难免落灰的收录机时，就像是亲身踏进了那段热闹非凡的“南下潮”。上世纪80年代末，20岁的余大叔去广州投奔老表，在电子厂做无线电维修。这段经历培养了余大叔对音乐的爱好，“那时候我们厂生产一盘磁带叫‘世界名曲’，真好听！”余大叔对着那台珍藏了三四十年的双卡四喇叭“星球牌”收录机介绍，对它的性能如数家珍，“当年好贵哦，七八百块，顶一年的工资哦。”他笑起来，眼睛弯弯的。长久不用的机器有些破败，但拨动开关，红绿彩灯仍能交替闪烁。电台里正在播《月亮代表我的心》，两个高音喇叭间的透明盒子里，紫色塑料小花随音乐旋转——周好雨仿佛看到了穿喇叭裤、花衬衣、戴蛤蟆镜、提收录机的余大叔，在他粤漂青春岁月里狂欢。

白溯然、李嘉欣和鲁静怡对“物”的重要性更是体会深刻。她们是第二年来到石亭，比起新成员出于新鲜感的开放式提问，带着更明确目的来重访石亭的她们在调研时显得有的放矢许多。“在去年的走访中我们发现，‘媒介’本身就是一个展现历史变迁的好‘媒介’”，白溯然说，“当时我们和老人们的聊天，经常涉及他们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村里公共广播的使用频率、村民娱乐方式的变化。所以我们就以媒介变迁为题，申请到了学校资助的科研项目。”

7月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李泓冰在访问村民刘丽珍

鲁静怡回忆道，去年踏进村民家还有点拘谨，生怕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会不礼貌，但现在已经形成了走进别人家就开始到处“撒么”的习惯。这种对环境信息的时时留意，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从具体的东西切入访谈会更容易聊下去”。那天，他们走进一户钱姓村民的家，一打眼就看见了房顶上趴着一个圆圆的白色“大盘”——“我们大概猜到，这就是‘电视卫星锅’”。这个“锅”成为了三位同学缕析钱大伯人生故事的“线头”，他一路从“看电视要架天线”说开去，自述是洪山最早买电视机的人，在1986年花三四百块钱买了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因为山区交通不便、网线不通，政府免费给安电视的人装了“小锅”，能收四十多个台，连香港的电视节目都能收到。晚上很多人跑来家里，小小的屋子里挤满二三十人，大家一起看电视新闻和《霍元甲》。”

7月6日，石亭村民赶着鸭群回家

“这件事我们在别的村民那里也得到过验证”，李嘉欣说，她在连续两年入户走访后，已经学会了“多方信源互证”。他们向一位马姓村民谈到“卫星锅”的使用情况，他证实，村里大概有60%的人家都曾安装卫星锅。但是对卫星电视能收到大陆外电视台信号这件事，马大伯却展现出了与钱大伯截然不同的态度，嘉欣这样描述这个有趣的差异，“他说，‘村里有人爱看外国的新闻、电视剧啥的。我可不看！’我们问他为啥不看，他说‘我是党员！怎么能看这个？’”

但三位同学都认为自身的调研技能仍有不足，“我们的观察还是不够细致。”她们说，钱大伯和老伴朱大妈还有一个很显著的身份——基督教徒，“朱大妈本来是不识字的，但信教以后她说，‘我不能连「耶稣」两个字都不认得’，然后开始自学脱盲、读圣经。”如此关键的信息、生动的细节差点就被遗失在历史之外，只因为，“我们是从他家墙上挂的基督教挂历开始挖掘这个故事的，但是一开始我压根儿就没看到这东西。”嘉欣坦言，“是老师看到后提醒我们的。”

传统村落的新生

与正在降临的未来

除了个人家中的私藏外，石亭村中还有许多公物充当中历史的见证者，甚至正在演绎新的故事。

家住李家祠堂旁的李永明，自告奋勇地向同学们介绍起家祠的历史：“抗美援朝那几年，村里在这搭台演黄梅戏；人民公社办起来后，又成了生产队的粮仓；大包干的时候，祠堂被分成若干块，给各家各户堆放杂物。后来长期无人管理，墙面也掉了，梁啊柱啊，塌的塌、烂的烂。”同学们四处张望，纷纷表示完全想不到这里竟曾破败到那种地步。李永明解释，“2017年吧，搞‘美丽乡村’，政府出资‘修旧如旧’，才又给修缮好。”

7月5日，参加石亭调查的师生在李氏祠堂二楼俯瞰石亭村

如今，基本恢复旧貌的祠堂与小巷之隔的李氏家塾一道，成为了一家非遗灯彩工作室，一个年轻团队驻扎于此进行创作。他们蹲在石狮旁凝神描画龙身灯彩的场景深深吸引着同龄的人们，“我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创作一个以他们为主角的融媒体作品”，江蕴琪说，“古建筑、老手艺、年轻人，我看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1+1>2’的共生效果。”

7月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李泓冰（左）和村里的年轻人交流学习灯彩制作

7月5日在石亭村拍摄的巨龙造型灯彩

岁月如风，可以在几十年间数易祠堂面貌，也能让险些荒芜的人生焕发新机。在祠堂旁的巷子深处住着吴奶奶和自己的“后老伴”。十五岁，她被婆家用一间平房换为童养媳。此后，她一边咬牙吞下丈夫动辄拳脚相加的痛楚，一边在心中默默滋养挣脱的勇气。四十多岁时，她才在闺蜜帮助下，联络到上海一位专司离婚案件的律师，逃脱婚姻牢笼。“之前的农村女人不敢离婚，离婚就意味着‘无家可归’——‘既回不去娘家，也再没有婆家’。”年近七十的吴奶奶对年轻的城里孩子解释道。

“这些小朋友基本都没在农村生活过，这次眼见耳闻地缘、亲缘嵌合下乡村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对他们而言是很生动的一课。”带队老师李天扬说。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囡顾芯瑶便被吴奶奶的经历深深触动：“原来那时农村女性’独立‘那么艰难。”她说，从吴奶奶家走出来后，自己久久不能平复，一直担心吴奶奶的成功脱困是运气使然——毕竟不是每位未脱盲的女性都能有一位识字的闺蜜、都能得到大城市专业人士的援手。但在接下来几天的走访中，芯瑶发现，村里不少吴奶奶的同龄人都在中年时期摆脱了不幸的婚姻，有人还在后来组建了新家庭，“似乎很多农村女性都在那时觉醒了自我意识？”她说，“我回来找了找资料，2001年发布的婚姻法修正案首次把‘禁止家庭暴力’写入法律，不知石亭村的这波‘离婚潮’是否与此有关。我打算后面深入研究一下。”

这是7月6日拍摄的石亭村孝子桥

调研接近尾声时，学生们已经展现出将听闻的个体经历与宏观的时代浪潮进行观照的自觉。更幸运的是，调研团队在石亭村的这几天，也确实亲历并见证了正在发生的“历史”：常在聊天中被村民们提及的土地承包，将迎来二轮续签。一位已经退休的“公家人”爷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讲，“幸好我保留了农村户口，还是个村民，否则房子和农田都要打水漂了。”村委副主任余永忠说，讲政策、刷脸、按红手印等前期工作都做完了，这段时间还要请村民们再补签一份新的文件。对此，他笑称，“现在大家都看抖音，那上面有主播教，村民维权意识都提高了，必须解释到位，不然他们马上就打‘12345’。”嘴上说着“多少有些压力”的他，言谈间却分明也有几分欣慰。

同学们感慨，难怪见到的每位村委都是风风火火的忙碌样。“不止这些，这是今年的大事。”钱龙书记摸了摸闪亮的头顶，“还得防汛哎！那也是大事，每年都得干！”几位同学要求跟着钱书记、余书记去枧溪水库看“防汛部署工作”。张思源在田野笔记里这样描述这一“防汛大工事”：县里有关部门在库区安装了摄像系统与水位自动监测设备，数据可实时传输至县政府相关平台。水库旁盖着一幢小楼，是防汛值班室，汛期每天都有人值守，“遇到突发情况就敲锣，周边居民可以及时撤离。”

7月10日，参加石亭调查的师生向村民学习黄梅戏唱段后，互相点赞

再相约：

烟雨中的来路与告别

村里那个三家小店并立的路口，俨然是村民们信息中转的情报站。不下雨的傍晚，店外的长椅上总是坐满了人。团队之中有几位同学，每天总要去那里扎一头，买些薯片、泡面之类磨牙的小吃食。第一天路过家林超市时，他们家的小孙女淑怡原本蹲在店门口空地上逗狗，看到浩大的一队人过来，她抬起头认真打量了一会儿，随后对着老板娘朗声道，“奶奶，阿姨去年答应我的照片还没给我！”老板娘急忙去捂她的嘴，成员们才恍然想起去年此时确有一约。

7月7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杨漠昀（中）、陈希畅（右）在访问村民李长茂

同学们当即一面发微信给去年许下承诺的团队成员李雨萌，嘲笑她被小妹妹“追债”，一面在淘宝上下单了最快的照片冲印服务，准备替她“还债”。不巧赶上连日降雨，可恨的快递迟迟不到，导致团队一连几天在路过家林超市时，都只得和淑怡“明日复明日”地解释，并在她“又是明天”的娇声抱怨中夹起尾巴遁逃。

最后一天，团队摄像老师想再补几个镜头，师生们沿着村道一路漫无目的晃下来——经历了这些天的走巷串户，自觉已成村里的“街溜子”，迎面碰到谁，都能闲扯两句家常。遛达到之前拜访过的邵伯伯家时，他老伴儿夏阿姨坐在门口使劲儿刷着刚才下地穿的胶鞋，听闻来意后“哦”了一声，“你们自己进去看”，见团队成员大摇大摆进门，坐在堂屋实木椅子上刷短剧的邵伯伯，连身都不起，只是抬手招呼了一下。同学们忆起刚来时，常遇到大铁门上锁，欲败兴而归，但村委单手伸进锁洞，把锁一把拉开的情形，彼时大家面面相觑，“还能这样操作？”现下自己进出农家亦已有些“自己人”的自如了。

邵家院子里的那口水井成了摄像老师眼中的香饽饽，团队成员撒着娇央告夏阿姨，给“我们这群‘小城巴佬’演示一下怎么打水”。夏阿姨笑着打了一盆又一盆，打趣道，“这都没见过啊？有什么可看的！”溅起的水花里，她家的看门狗小虎，绕着同学们的腿，快乐地摇着尾巴打转。

7月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李泓冰（左二）和学生江蕴琪（左三）一起在访问丁家林、张红英夫妇